在成为那个被蜂蜜色光晕包裹的、贩卖梦境的刘梓睿之前，她还只是一个叫刘芬的、生活在南方一座三线小城的普通女孩。
那座小城，名叫云港。一个听起来似乎有海，但实际上离海还有两百多公里的内陆城市。这里的生活，就像城市的名字一样，充满了某种温吞而尴尬的错位感。人们渴望着远方的辽阔，却又被日复一日的、安逸到近乎停滞的生活牢牢捆绑。
刘芬的家，就在云港老城区一条名叫“红星巷”的巷子里。巷子很窄，两旁的居民楼挨得极近，几乎能隔着窗户闻到邻居家晚饭的菜香。墙壁上爬满了青苔，空气里永远混杂着潮湿的水汽、炒菜的油烟味，以及公共厕所里飘出的、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。
她的父亲是本地一家效益不佳的国营纺织厂的门卫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报、喝茶、以及和过往的街坊邻居扯着嗓子闲聊。她的母亲则在巷口摆了一个小摊，卖些针头线脑、袜子手套之类的小商品，每天为了几毛钱的利润和人讨价还价，嗓门尖利得像一把生了锈的剪刀。
刘芬从小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她长得清秀，成绩也好，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，不像巷子里那些疯跑打闹的野孩子。父母对此感到无比骄傲，他们逢人便说：“我们家芬芬，以后是要飞出这个小地方，去大城市当人上人的。”
“人上人”这三个字，像一个沉重的烙印，从小就刻在了刘芬的心里。
她痛恨红星巷。
她痛恨那股永远也散不去的、混杂着油烟和霉味的气息；痛恨母亲那因为常年数零钱而变得粗糙发黄的手指；更痛恨父亲那件穿了十几年、领口己经洗得发白的蓝色门卫制服。
这一切，都像一个巨大的、写着“平庸”二字的标签，死死地贴在她的身上。
她渴望逃离。
这种渴望，在她十六岁那年的夏天，达到了顶峰。
那一年，市里最好的高中——云港一中，从省城请来了一位芭蕾舞老师，为学校的艺术节排练节目。那位老师，是刘芬见过的、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城里人”。
她姓白，很年轻，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。她总是穿着剪裁合体的连衣裙，头发松松地挽成一个髻，脖颈修长得像一只骄傲的天鹅。她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，从不像巷子里的女人们那样咋咋呼呼。她身上，永远带着一股淡淡的、刘芬从未闻过的、像是某种昂贵香皂混合着书卷气的味道。
刘芬并不是舞蹈队的学生，但她每天下午，都会偷偷地跑到排练厅的窗外，躲在巨大的梧桐树后面，静静地看。
她看的不是那些笨拙地模仿着跳跃和旋转的女生。
她看的，是那位白老师。
她看她如何用指尖轻轻纠正一个学生的舞姿，姿态优雅；看她如何在休息时，从一个精致的皮质手包里拿出一瓶玻璃瓶装的矿泉水，小口地喝水；看她如何微笑着，拒绝掉那些试图讨好她的、学校里的男老师的殷勤。
她身上的一切，都散发着一种刘芬无法言喻，却又无比向往的气息。
那种气息，叫做“体面”，叫做“精致”，叫做“游刃有余”。
刘芬开始疯狂地模仿她。
她学着她，把校服洗得干干净净，领口永远熨烫得平平整整；她学着她，说话时放慢语速，努力压下自己天生的、带着云港口音的腔调；她甚至用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，去城里唯一的百货商场，买了一块最便宜的、带着茉莉花香的香皂。
每天，她都用力地用那块香皂洗手，希望自己的指尖，也能染上那种“高级”的味道。
她像一个最虔诚的信徒，模仿着自己心中“神”的一举一动。
那个夏天，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角落里，十六岁的刘芬，完成了她人生中第一次、也是最重要的一次“人设”构建。
她要成为像白老师那样的人。
她要告别身上那股属于红星巷的、廉价的油烟味。
她要逃离这里，逃离这种她一眼就能望到头的、平庸得令人窒息的人生。
这个念头，像一颗被埋进黑暗土壤里的、最顽固的种子。
在那个蝉鸣聒噪的、潮湿的南方夏天里，它悄无声息地，生了根，发了芽。
等待着有一天，能破土而出，长成一棵能为她遮蔽所有不堪过往的、华丽的参天大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