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两天，调查如同驶入了浓雾弥漫的沼泽，每一步都沉重粘滞，举步维艰。希望像被淤泥吸住的气泡，一个个无声地破灭。
王雅娟的电话成了绝望的哭诉热线。她的声音在听筒里破碎不堪，时而尖利时而嘶哑，仿佛一根被拉扯到极限、随时会崩断的弦。“我…我不知道…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…”她泣不成声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剧烈的抽噎，“志远他…他怎么能就这样…丢下我们…” 话语被汹涌的泪水反复淹没。她能提供的，只有丈夫失踪后那蚀骨的空洞感和无边无际的无助，以及对那份最终遗嘱里，儿子所得份额远低于那个神秘“晨曦基金会”的、难以言说的委屈。这委屈在巨大的悲痛中显得如此微小，却又像一根细刺，时不时扎她一下，让她在泪眼婆娑中闪过一丝难以名状的苦涩。除此之外，线索？一片空白。她像一只被精心豢养在黄金笼中的金丝雀，当笼门突然洞开，暴露在狂风暴雨中时，除了瑟瑟发抖和哀鸣，她似乎真的不具备任何飞翔或觅食的本能，一个彻头彻尾被蒙在鼓里、依赖丈夫生存的传统主妇形象，在绝望的泪水冲刷下愈发清晰，也愈发令人叹息。
私人律师陈文彬的办公室则弥漫着截然不同的气息——一种冷静到近乎冰冷的秩序感。他本人就像他身后那排摆放得如同尺子量过的法律典籍一样，一丝不苟。五十岁上下，头发梳理得油亮服帖，每一根发丝都坚守着自己的位置，仿佛多动一寸都是对职业素养的亵渎。他穿着合体的深色西装，袖口露出半厘米雪白的衬衫，说话严谨周密，字斟句酌，滴水不漏，每一个停顿都恰到好处。
“是的，警官，”陈文彬端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，双手指尖相对，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，目光平静地迎着我，“赵先生遇害当天的下午，大约三点西十分，确实给我打过电话。”他微微蹙眉，似乎在调取一份存储在脑海中的精确档案，“通话时间非常短，不超过两分钟。他的语气…恕我首言，与平日的沉稳大相径庭。听起来…有些急迫，甚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紧张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斟酌用词，“他说，需要立刻修改遗嘱里关于‘晨曦基金会’那部分的关键条款，具体修改方向他还没完全想好，但要求我这边马上着手准备所有相关的文件草稿，他会在当天晚些时候，或者最迟第二天上午，亲自到律所来详谈。”陈律师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神带着职业性的探究，“出于职业敏感，我当时追问了一句，是否出了什么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。但他回答得很含糊，只说是‘有些安排需要提前’，然后就匆匆挂断了电话。”一丝恰到好处的惋惜掠过他刻板的脸庞，短暂而标准，如同演练过一般，“唉，没想到，那竟是赵先生最后一次通话。遗憾。”
“修改条款？”我身体微微前倾，紧盯着他，“关于‘晨曦基金会’的哪方面？是增加捐赠额度？削减？还是改变支付方式、受益范围？任何细节都可能是关键！”
陈文彬摊开保养得极好的双手，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，动作流畅而克制：“非常抱歉，警官，赵先生在电话里确实没有透露任何具体意向，他只反复强调‘要改’，而且是‘立刻’‘马上’。至于具体修改内容，”他轻轻摇头，语气带着一丝真实的遗憾，“我们只能永远停留在猜测层面了。如果那天他如约前来，或许……很多谜团就能解开。” 这“或许”二字，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无声地落在我心头。
这条看似指向明确的新线索，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，只激起一圈微弱的涟漪，旋即又沉入了浑浊的泥底。那份未及落笔的遗嘱修改，成了赵志远生命终点前最后一个、也是最令人费解的未解之谜。而那个被巨额财富滋养的“晨曦基金会”，其负责人不过是一位白发苍苍、满脸困惑的退休老教师。面对巨额资助，他除了反复表达对匿名捐赠人赵志远的感激与不解，同样是一问三不知。金钱的流向清晰，动机的源头却深埋于黑暗之中。
刘明宇那边更是陷入了技术攻坚的苦战。他几乎把技术科当成了第二个家，行军床就支在仪器旁边，空气中弥漫着速溶咖啡和电子元件散热混合的独特气味。他双眼熬得通红，眼下的乌青浓得像化不开的墨，头发也乱糟糟地支棱着。“那鬼东西的分子式…简首偏门到姥姥家了！”他猛地灌了一大口浓得发黑的咖啡，把一份密密麻麻印着化学结构式的报告拍在桌上，声音嘶哑地抱怨，“国际刑警的数据库、顶尖药研机构的非公开目录、甚至一些灰色地带的文献…我都快翻烂了！结果呢？只有寥寥几篇语焉不详的研究论文，提到过类似结构的化合物，还都标注为‘实验中间产物’或者‘理论模型’，来源指向几个高度保密、连门朝哪开都不知道的国外尖端生物实验室！”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“具体用途？一片空白！流通渠道？更是天方夜谭！这玩意儿根本不该出现在常规流通领域，更不该出现在赵志远的血液里！简首像是凭空冒出来的…难道他背地里参与了什么见鬼的绝密医疗项目？或者…更糟？” 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，除了疲惫，更盛满了面对未知物质的巨大困惑和隐隐的不安。
时间在焦虑和徒劳无功的排查中缓慢流逝，无形的压力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。就在整个调查组被这泥潭般的困境拖得精疲力竭、几乎要陷入绝望的沉寂之际，第三天下午，一个毫无征兆、如同撕裂天空的炸雷般的消息，猛地劈开了沉闷的僵局！
